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中国人民大学，走进课堂，与师生亲切座谈，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阐述。中国人不能总是跟在外国人的后面依样画葫芦，要走出自己的新路。如何走出自己的新路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二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一个多世纪之前，当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兵临国门时，清朝政府面对着的不仅是战争输赢的问题，更是命运的艰难抉择，中华文明要不要保存和能不能保存？这是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考题，所以才说这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既要从祖先那里寻找资源，也要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尤其是工业革命使西方脱离了愚昧，走向了现代，取得了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基于中国那时的救亡形势，学习西方的成分大一些，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相反，继承传统的成分小一点，甚至有人对于传统文化采取了鄙视和摈弃的态度。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常常带来对于传统文化的不同看法。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就像辜鸿铭所言，文化在他身上表现为有形的辫子，而在大多数人身上则是无形的、藏在心里的东西。照着西方人的样子去做，并不会赢得西方人的尊重，只有与众不同的中国文明与精神，才是赢得西方人尊重的资本。在《觉醒年代》第33集中有一段发生在陈独秀和其子陈延年之间意味深长的对话。陈独秀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新文化运动中，革新派与保守派的争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第二，革新派对于中国旧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于第一个问题，陈独秀的回答是，争论是学术进步的表现，双方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以对方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说革新派反对的是孔学中的“三纲”，而不是孔学全部，更不是中国旧学全部。

一个多世纪前，在国家命运转折点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共产党将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军阀，开展土地革命，取得了抗战胜利，最终夺取了政权。其中，延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推行国共合作政策，形成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抗战，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为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就高等教育而言，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所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其办学特征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围绕着取得抗战胜利这个目的开展教学，培养人才，创办了不同于国统区大学的新的办学模式。进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人民不断探索，跌倒了再站起来，在改革开放中，消除思想羁绊，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使中国人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实现了先人所勾画的小康社会理想，今天正在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是时代为我们提供的另一次重大的选择机会。百年之前，我们旁采泰西多一些，今天我们到了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的新的发展阶段，通过我们成功的实践，证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西文化共融的强大力量，真正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完成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教育，续写陕北公学新篇章，用实际行动来诠释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助力民族复兴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