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人文交流对学术合作的重要性
人文交流对学术合作的重要性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校长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尊敬的各位同仁:
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在现代大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与他人合作的能力非常重要,这些合作包括跨学科、跨民族、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合作。如何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正是当前我们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2021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出席的中英双边会议。在会上,我注意到2020年中英研究人员合作发表了19000篇论文,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比整个90年代高出6倍,也说明我们两国校际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共同利益日渐广泛、国际视野愈发融合。在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蕴含着人与人合作的小故事,它们汇集起来共同构成了中英两国研究合作的大故事,这也充分表明了两国对新知识的追求和对世界积极影响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今天我想谈谈这一惊人数字背后的那些中英两国杰出的研究人员,他们密切合作,朝着共同目标迈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科学合作的推动力逐步增加,没有丝毫放缓的迹象。对国际出版物数量的分析表明,中英两国在科研合作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竟是什么在推动这一合作呢?有人认为,科学学科专业化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研究人员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取得重大进展。这种需求通常只能通过知识共享来满足,即使是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大学,也不具备应对世界面临的紧迫挑战的所有专业知识。同样,一些学科对仪器需求越来越复杂,而且往往体积庞大,即使是资金最雄厚的大学也很难为同步加速器或粒子对撞机找到安装空间。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共享资源。所以毫不奇怪,如同与伦敦大学学院合作发表一样,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所在地——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也经常与北京大学的同行合作发表文章。很早以前,中英大学领导就在鼓励联合发表文章,这样能够提高文章被引次数和学校在全球的排名。从引文影响力方面来看,伦敦大学学院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明显优于我们与英国本土大学的合作。顶尖期刊论文发表量方面,在上海软科的排名中,伦敦大学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并列前五。但这些都只是工具价值和衡量指标,也许大学领导比我们这些研究人员更在意这些指标。
研究人员意识到,团队合作能够取得更大进展,所以他们通常会放弃独立研究,而选择与他人合作。因此,尽管学术界会对卓越的个人成就给予认可和奖励,但我们最伟大的独奏家也更愿意成为管弦乐队的一员。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求研究人员减少对学科边界的考虑,而接受其他领域的想法,那么我们也应该与信任的伙伴一起,让彼此高校间的边界更小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那些使我们的高校与众不同的品质和特点。大学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促使研究人员从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同的角度对我们的国际合作产生了强大的促进作用。正如每年大学为城镇发展注入了年轻的血液,合作可以带来富有智慧的新想法。
通常情况下,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促进研究人员的合作,因为大家认识到我们正在风暴中的同一条船上。诸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的外部框架对于促进合作就很有帮助。中国和英国在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有共同的目标,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能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同事并肩站在中国北方平原的麦田里,一起研究提高粮食安全的新技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能与香港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同事,一起研究痴呆症疗法。
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找到了共同目标,那么我们的机构是否也做好同样的准备呢?或许值得考虑的是,一个机构的使命是否反映了它在学术界的合作倾向。自2021年我加入伦敦大学学院以来,我与同事们一直致力于制定新的战略。身为其中的一员,我对我校的愿景和使命有了很多思考,我们的使命是建立伙伴关系从而改变世界。大学应该是一个积极促进教师合作、学生合作和伙伴合作的地方,是一个教育、研究、创新和企业的结合地,一个解决全球问题的学科聚集地。对于伦敦大学学院来说,考量一个战略的成功与否,要考虑到它能否减少校内外人员建立合作关系的障碍。所以,开展有意义的合作是我和同事们思考的重点。
大学与合作伙伴间的障碍通常在行政层面,尽管具有一定复杂性,但仍是能够解决的。没人能说清楚法律问题、监管差异问题、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但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应当最小化这些问题。有些障碍是更高层次的,例如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研究重点不同、双边资助有限,这些不是棘手的问题,但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解决,而且需要双方的良好意愿才能实现。如果中英大学能够在过去20年里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深化合作,共同减少这些障碍,那这将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我谈到了合作的许多价值,以及各机构应如何支持国际伙伴关系,从而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但我还没有谈到国际合作最重要的好处。前面我曾提到19000篇论文,每一篇背后都蕴藏着成百上千次人与人的交流,这些交流可能在实验室、餐厅、或者是通过ZOOM会议和电子邮件,但这些交流会比任何独立研究项目产生的交流更持久,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成为终生的友谊。正是由于这些个人交流和友谊建立起的网络,中英合作研究将迎来美好的未来。更重要的是,这将推动中英人文交流持续发展。英国有100多所大学,而中国有3000多所,因此有时人们会说,英国的研究机构可能还不够多,不完全具备与中国的合作能力。然而,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的研究人员一定能够发挥全部能力,建立有意义的、持久的友谊。
谢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年会,很可惜我今年不能来到中国,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讨论。如果我们团结合作,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谢谢!
【本文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校长Michael Spence 6月26日在2021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主论坛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