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教育数字化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风险激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愈发紧迫。数字技术去边界、去中心等优势赋能教育发挥更大作用。教育通过技术强化人类共存意识和共同体思维，引领价值观念转型，利于形成“数字命运共同体”，可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扩散。

第二，教育数字化关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技术指向未来，教育现代化须臾离不开技术的加持。对于高等教育，数字技术至少有三大优势：一是有效推动教育资源普惠性和共享性，破解资源配置失衡，促进教育公正。二是重塑教学模式，优化学习过程，促动供给侧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三是以数字技术优势建设兼具智能性、开放性等特征的教育生态，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质量多样化、学习终身化、培养个性化等需求。

二、疑问：赋能还是转型

伴随人们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与治理方式等的数字化转向，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人类愈发走向“数字化生存”新境界。数字技术亦被认为具有重构教育系统与生态的力量，教育领域以“化”称谓某种趋势的现象比较普遍，如终身化、学习化、国际化、普及化等，但类似“教育数字化”之后还冠以“转型”的情况，却极为罕见。这关系到教育数字化的根本性与方向性问题，有必要审慎对待。

我们认为，无论是教育信息化，还是教育数字化与智能化，必须以赋能教育为基本指向与旨归，目标在于让更优质、更公平、更便利、更多元的教育惠及更多的受众。教育数字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化”到“转型”这一步，不能纵容技术至上主义者过度夸大技术的作用，更不能联合社会资本鼓吹技术神话，为了转型而转型，人为制造教育焦虑与幻象。

三、澄清：转型指向的教育数字化误区

第一，扭曲数字化目标：聚焦于转型，脱离了教育。技术自身的优势以及数字中国、教育强国等战略部署强化了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从当前实践来看，“重转型，轻教育”、“重设备，轻学生”及“为转型而转型”等现象并不罕见。它将承载丰富内涵的教育教学简化为工具主导的信息传递活动，一味推崇技术的先进性，忽略教育教学规律，难免陷入技术主义陷阱，背离教育改革初衷，造成资源浪费。

第二，夸大数字化作用：制造数字神话，轻视教育规律。教育数字化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教育系统功能结构、价值观念等的转变。从实践情况看，将传统教学包装成“智慧教学”，即便应用了智能设备，但填鸭式教学现象并不少见。虚拟教育、智慧教育等可作为有益补充，但不能替代现实教育。教育数字化不是要脱离传统，是要将技术与教育、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现实等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教育更好发展。

第三，淡化数字化阻力：忽视现实基础，遮蔽技术缺陷。长久以来，人们对传统教育教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具身性是其应有之义，其最大优势也在于此。同时，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技术的优势取决于使用方式，否则将向消极面转化。其次，不能以优势掩盖其缺陷，认识并妥善处理其缺陷是有效应用技术前提。此外，技术具有破坏性，它需要技术作用对象的适应及规则规范，否则将产生负面效应甚至灾难性后果。

第四，放纵数字化权力：鼓动“技术暴力”，宰制“数字难民”。数字化是重塑个体认知与生活方式的治理术。伴随技术的自主性愈发强大，不仅可以剥夺人的权力，还将弱势群体隔绝在公共生活之外，产生新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也存在“信息茧房效应”，表现为学习内容、思维路径等的固化，或对除此之外事物的排斥，造成与他者的疏离和自我封闭，成为“数字难民”。

四、推进：赋能指向的教育数字化路径

综上，我们主张赋能指向的教育数字化，即把数字化作为扩充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效率、促进教育创新的重要途径或手段。具体而言，可从三个视角来谋划推进路径。

其一，要素视角。当前，尽管数字理念深入人心，但区域、学校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素养等存在明显差距。它实际上是区域经济、教育等发展失衡的反映，需要统筹推进数字资源建设，强化多元主体协同作用，避免形成新的失衡。

其二，效率视角。教育数字化发展指向三大目标：一是解决公共性教育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二是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教育者差异性需求。三是降低数字化过程的成本，提高数字化发展质量。它意味着要统筹谋划，在投入成本、收益与质量间形成均衡。

其三，创新视角。教育数字化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产物。它带来教育场景的虚实结合及不同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与互联互通。因而需要教育发展的观念与组织变革，统筹构建一体化服务平台和数字生态，促进教育与治理体系重塑。

数字时代，教育创新发展既要积极接纳新技术，也要遵循教育规律，统筹考虑其应用标准，引导其健康发展，更好适应人与教育发展需要。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陈廷柱11月27日在2022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学者论坛上的报告】